3G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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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质量，音频通话和GSM没有区别，视频通话还没试过（常用联系人里没有一个用3G的……）。
落后于东洋邻居10年，终于眼看要追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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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篇时代和谐文
性文化·人口·民族兴衰
--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作者：易富贤 familyyi@yahoo.com
一、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欧洲的未来
美国作者Philip Longmanz（菲利普·朗曼）在他的《空摇篮》（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一书写道：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首次出现的全球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正在威胁著现代社会。
罗马时代是奴隶制繁荣时期。大规模直接役使外族奴隶，使罗马物质生活高度繁荣。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文明。大量的财富、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精神和文化生活中，从而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城市规划与建筑上都取得巨大的成就，涌现了塞内加等著名哲学家，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并且建立了共和政制。罗马帝国的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那么辉煌的罗马帝国到底是怎么灭亡的？
有些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使得人口减少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史学家吉朋记载，当时有个卡拉卡拉大浴场，同时可供2300人入浴。男女混杂，淫乱的事层出不穷。还有很多疯狂的性节日，比如罗马花节，20万妓女同时涌向街头，假阳具和阴户的仿制物是狂欢的道具。罗马不但有妓女节，还有同性恋节日，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婚姻形式而受保护。淫荡的民风导致古罗马人（指自由民以上的人）生育率下降:
1、由于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基本脱离体力劳动，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生孩子没有利益，生孩子的付出与个人利益脱钩，冲击和破坏了以生殖为首要目的的性观念。
2、女奴大量涌入和公共娼妓制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无效性生活（不生育孩子的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减少。
3、由于罗马后期同性恋和嫖妓成风，贪图享受，回避家庭责任，不生不育。罗马帝国并且掌握了避孕术，如药剂、栓剂和阴道塞。
4、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5、洗热水澡过度也影响到男性精子的生成和活力。
6、古罗马人从送水的铅管、杯子、烹调用的坩埚、女性化妆品的白铅及酒中吸收微量的铅，久而久之导致了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和女子的不孕。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上层自由民人数逐减。据记载，古罗马特洛伊贵族35名结了婚的王爷，半数以上没有生育；其余的王妃虽然有喜，活着生下的只是少数几个低能儿，皇室几乎没有嫡生的子女。
北匈奴被中国打败后，逃往欧洲，征服阿兰国。阿兰国西边的森林里住着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两个日耳曼人蛮族部落联盟。他们基本上以打猎为生，衣兽皮，食兽肉，住草棚，没有文字，没有礼仪。公元374年，匈奴人向西征服东哥特人，驱赶西哥特人，西哥特人在逃窜的同时又打击近邻的各日尔曼部落。匈奴人的这次进攻几乎把所有的日耳曼部落都驱动起来，纷纷向西逃窜，到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西哥特人后来经罗马皇帝瓦伦斯的允许，越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的色雷斯地方避难，作为同盟者为罗马帝国御边。定居于罗马帝国内部和周围的日耳曼蛮族生育率很高，人口增加快速，对罗马帝国形成巨大的威胁。
由于人口出生率从公元1世纪就开始下降，罗马帝国的人口却一直在减少。到罗马帝国后期，自由民人数不够，奴隶起义不断兴起，外族不断入侵，只好由日尔曼蛮族雇佣军代劳，雇佣军学会了古罗马的军事组织能力，逐步取得充当国家机器的军队的支配权，变成罗马人不可扼制的力量。东西罗马395年分裂后，东罗马帝国演进了自身的发展史（拜占庭帝国），西罗马成为蛮族的目标。
公元408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带领下占领了罗马的港口，断绝了罗马的粮食来源。罗马人为了凑足5000磅的黄金贡品，甚至将金质的神像都熔化了。哥特人收到这些贡品，才允许罗马人出城买粮食。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决定打进罗马城，他向士兵们宣布：攻进罗马，可以任意抢动三天。三天三夜的洗劫，四面八方的大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
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为了挽救西罗马帝国，在468年出动海军远征，但遭到惨败。
罗马皇帝成为蛮族的傀儡，476年彻底崩溃。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是罗马却是在短时间就被毁灭的。罗马帝国的灭亡的原因归纳成一点：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关系失调。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西罗马帝国灭亡是欧洲文明的倒退，是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逆淘汰。正如帝国灭亡后基督教一次会议上有人叹息：“雄伟的建筑物被捣毁，珍贵的典籍被付之一炬，繁荣的城市被废弃，纤弱高贵的妇人成为野兽手中的玩物”。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这段长达一千年的历史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经济大倒退（欧洲商业发展曾一度中断，恢复蛮族以物易物的方式）、文化跌入低谷、人们的精神陷于愚昧和迷信之中。中世纪时期少有继承希腊、罗马传统的工艺，就算有也都呈审美上与制工上的倒退。失传的也包括罗马帝国的避孕术。中世纪的欧洲并不知道任何避孕的方法，直到18世纪还未发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
基督教于公元１至２世纪传入罗马，流传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中间，在基督教义中提出的性禁欲主义正是反映了当时广大下层民众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历史教训，因而一时容易被许多人所接受。罗马帝国先对基督教残酷迫害，后来又加以利用，于公元４世纪定为国教。社会学家和基督教辩护者洛德尼·斯塔克指出，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的出生率高于异教徒，而且平均寿命也更长，由此产生的人口比例优势使当时微不足道的信仰耶稣的基督教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主体文化力量。
可能是吸取罗马帝国的纵欲亡国的教训，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基督教对古罗马淫乱风潮矫枉过正，圣经的新约称“性就是罪”。基督教会反对性愉悦，宣扬性是罪恶的，性和罪恶有着种种联系。禁欲的观念，在西方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性活动只有在婚姻之内，并且直接与生殖有关才是正常的。基督教会竭力提倡男上女下的前入位的性交姿势，因此这种姿势又被称为“传教士式”。同时，教会还推行一种特别设计给女人上床时穿的内衣，它非常笨重，只在下方适度部位开了一个洞。这样使性交时接触最少，性快乐也降至最低限度，但可以让妻子怀孕。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复苏，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但享乐主义其后在欧洲又有抬头，在法国追求享受并采纳马尔萨斯人口论控制生育的时候，英国却实行禁欲，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统治的时代整个英国严格执行禁欲主义，生育率居高不下。这种不对称的人口政策使得英国人口剧增，从而主导了历次产业革命。
20世纪席卷西方的性解放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引起生育率下降。同性恋、吸毒等现象在西方蔓延。同性恋、吸毒团体还积极参入政治。欧洲不少国家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同性婚姻(民事结合)已合法化国家：丹麦(1989)、挪威(1993)、瑞典(1994)、冰岛 (1996)、荷兰(1998)、德国(2001)、芬兰(2001)、法国(2002)、瑞士(2002)、比利时(2003)、加拿大(2005)、西班牙(2005)、英国(2005)。欧洲委员会的《欧洲人权手册》称同性恋关系等同于男女婚姻关系，并且宣传同性恋价值。波兰因为抵制同性恋，还遭到欧洲委员会的谴责。
继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同性恋婚姻、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之后，荷兰2001年又在“毒品事业上”也创造出一个世界第一，宣布批准大麻列为处方药，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三大城市，合法吸食大麻的咖啡厅林立，光是阿姆斯特丹就有两百多家。
大麻半合法的国家也不少，英国政府免除民众限量持有及吸食大麻的罪行；德国在七大城市设立七百个吸毒点，瘾君子都可在合法的吸毒点公开吸毒；葡萄牙当局不再视个人吸毒与持有者为刑事犯罪，只要缴纳罚款即可走人；瑞士撤销贩售安非他命的判決，理由是安非他命是软性毒品；西班牙与意大利政府也免除大麻持有者的判刑。
可见罗马帝国的历史在欧洲重演：
1、罗马帝国因为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生孩子没有利益，养孩子的付出与个人利益脱钩；现在欧洲建立起社保制度，并且由于掌握高层产业链，可以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产品，“生孩子无用论”兴起。
2、古罗马和现代欧洲都因为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2、古罗马因为公共娼妓制和同性恋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现在欧洲因为“性解放”而使得无效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减少。
3、现在欧洲国家避孕措施和技术比古罗马要发达。
4、古罗马人因为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不孕；现在欧洲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毒品等导致不育不孕。
5、古罗马因为生育率降低、适龄军人不足而雇用蛮族军队，蛮族因为大量移民和高生育率而使得人口大增；现在欧洲因为生育率降低、劳动力短缺而引进文化上相对落后的穆斯林移民，穆斯林高生育率将改变欧洲民族结构。法国出现穆斯林暴乱（巴黎“二战”以来最大的一起骚乱）；“丹麦漫画”事件更是席卷欧盟，多国政要不但不敢维护西方国家一直坚守的“言论自由”，反而不得不向穆斯林社团道歉。
美国由于1980年代以来在回归基督教生育文化上获得了一些成功，生育率上升到世代更替水平，繁衍越来越多的后代将使得美国保持阳刚，加强美国在未来两代的战略地位，而人口萎缩的欧洲将变得越来越阴柔，逐渐堕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
看来古代风水学还是有道理的，一方山水养活一方的人，有什么样的风土就有什么样的人情，就会诞生什么样的文明。曾经孕育过辉煌的希腊、罗马文明的欧洲大陆，也孕育了近代西方文明，然后在辉煌数百年后都因为贪图享受，淫乱、同性恋、毒品泛滥，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文化面临消亡。
类似的风水学现象也发生在中国四川。俗语说“少不入川，老不离蜀”，四川是一个消闲而舒适的地方，这里的民风闲散，有是说年轻时候住在川中会使人消磨得失去了锐气和进取心，耽溺在饮食男女里，而老者在这里刚适合，看破了世间之事，洞晓了人生真谛，刚好利用后面的时光来弥补少年时候的峥嵘和磨去红尘里的气息。汉唐以来四川文人辈出，比例可能仅仅次于江浙，整个文化氛围过于文弱，可能是两次遭受屠川的原因。两次人口减少到原来的10%。元朝蒙古屠川后，湖广省（现湖南、湖北两省）移民入川，短时间带来“尚武”的民风，但是一百多年后民风又变得闲散，文脉刚恢复，结果又遭到张献忠和清军的屠川。清朝大量的移民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奠定了现代四川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尤其是湖南、湖北的移民文化给四川文化打下了深深的“尚武”的底韵。整个清朝时期四川文人很少，但武将却空前的多；后面国共两党中川籍将领占很大比例。然而，现在四川、重庆又成为中国最为悠闲的地方。
二、中国正在走欧洲的老路
东西方历史有些相似。与西方强大的罗马帝国同期的是中国强大的汉朝。汉末、魏晋时期，往往被今人形容为一个人性觉醒、思想解放的时代。魏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淫乱的时代，士族饮酒服药（五石散等毒品），放浪形骸，尽情享受声色，崇尚空谈和阴柔美，玄学兴起。好男色，“狎昵娈童”成为一种时尚，且公然予以歌咏。美男子潘岳每次乘车出游，女人们不但围追堵截他，还争相向他丢水果，每每满载而归。“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儒家东晋史家干宝《搜神记》卷七：“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干宝评价“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干宝将这些现象与一系列其他怪异等量齐观，视为西晋败亡之兆，“胡狄侵中国之萌”。
汉朝以来，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逐渐盘踞中国北部地区，势力不断壮大。西晋元康九年（299年）江统著《徙戎论》，文中提到“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在很多地方人口超过汉族。
西晋王朝爆发八王之乱（从公元291年开始到公元306年，共持续16年），各派皇室宗亲和军阀们为了争夺权利，竞相雇佣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军队，大批蛮族部族潮涌般冲入华夏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带。一方面是淫乱、礼崩乐坏的西晋王朝，一方面是剽悍的胡风。在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游牧民族在人口上占有绝对多数。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史称“五胡乱华”。
干宝《晋纪总论》谴责西晋：“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礼法刑政，於此大坏，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 应詹在给元帝上疏总结西晋灭亡的原因：“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五胡乱华”导致文明逆淘汰，但是庆幸的是大量汉人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史称“衣冠南渡”，东晋偏安江南，保存了文明。《晋书.王导传》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而五胡互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甚至从此消亡），北方的汉族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最终控制了局面。
罗马帝国的灭亡导致基督教在欧洲的兴起；“五胡乱华”导致佛教在中国的兴起。佛教提出普渡众生、禁欲思想。佛教能顺利传入，实应乱世心灵之所需。费正清说“（佛教）优美的宗教艺术、充满美感的仪式、对乱世充满吸引力的宁静的寺院生活，在人们无路可走时给予的解脱承诺”。
罗马灭亡约三个世纪以后，查理曼成功地重新统一了西欧的一个广大地区。在汉王朝灭亡约三个半世纪以后，隋朝结束了自西晋以来270年的分裂，隋文帝成功地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科举考试制度，创造了辉煌的隋唐文明。而查理曼的帝国不久就四分五裂，从未再次获得统一，而查理曼王朝的文明复兴也随着查理曼王朝的灭亡和他的帝国的崩溃而夭折。在此后，一直到文艺复兴，东方文明一直占有优势。
中国的人口优势避免了罗马帝国的历史在中国重演：
1、汉朝由于人口优势，能够驱逐部分匈奴，否则后面五胡乱华的结局可能要改写。
2、西晋五胡乱华时候，中国有大量的人口南渡建立东晋，保留文明，北方也还有相当的汉人进行抵抗；而罗马帝国由于人口太少而不能抵御大量涌入的日耳曼人。
3、隋文帝凭借汉族人口优势重新统一中国。
日耳曼蛮族灭亡罗马帝国，五胡乱华，蒙古灭宋，满族灭明，都是文明的逆淘汰。印第安人的玛雅文明在公元9世纪也是突然走向败落的。就是说文明并不总是向前发展的，有时候可以突然倒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后都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
中世纪时期，欧洲禁欲思想占主流。中国东晋以来佛教的禁欲主义兴起，尤其是宋朝兴起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思想，影响元明清三代。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性解放。尤其是工业革命后因为家庭模式的改变，欧洲大陆生育率开始降低，但是只有英国（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却仍然禁欲，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两不误，从而在后面的历史上扮演主角。
中国五四运动有点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毛泽东时代却又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一方面建立起工业基础，一方面繁衍了人口，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两不误。毛泽东时代连妓女都没有，生活作风问题是大问题，有利于人口再生产。俄罗斯、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在1960年代堕胎与出生比高达4：1，而中国却几乎没有堕胎。但是由于当时城市人口开始增加，经济因素使得城市人口自发减少生育，抵消了妓女消失所引起的生育增加，因此整体上毛泽东时代生育率仍然与 1949年之前没有差别。人口增加主要归功于死亡率的降低，儿童夭折率降低，提高人口再生产的效率。毛泽东时代繁衍的人口是中国现在的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
饱暖思淫欲，自古如此，中外皆然。1979年之后，西方国家的性解放又变本加厉地在中国重演。女人的裤子是文化的国防，中国现在对性的控制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低。魏晋时代毕竟还有一些礼教的束缚，只是束缚有所松动，并且缺乏避孕措施使得不敢过度纵欲，并且当时淫乱主要发生在上层，老百姓受影响比较少。现在的性革命已经是全国化，各个阶层都受到影响，扩展之广，传播之快令人惊讶。与此相对应的是令学者和官员都不敢相信的超低生育率。
三、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欲望“是万恶之首”，同时也是“万物之源”。凡事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理想的“度”是既能压制“恶”，又不妨碍“源”，但这是一个难题。从古罗马（魏晋）的淫乱，到清教徒的出现、中世纪的黑暗（中国佛教和宋明理学），又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复苏（中国的五四运动），维多利亚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禁欲，到20世纪又来个“性革命”、“性解放”，纵欲和禁欲总是这么反反复复。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文明的更替。就古代来说，中国是最大的收益者，因为人口众多，创造了辉煌的文明，独领风骚上千年。就近代来说，最大的受益者应该要算16世纪的400万埋头生孩子的英国人，现在已经繁衍成2亿多人口，主导全球历史长达两百多年，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主导世界历史。
文明中心总是随着人口的变动而变动。20世纪之前是英国主导世界，随着英国人口移民美国，20世纪后随着美国人口的激增，美国开始主导世界格局。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北宋以前河南人文荟萃，因为河南是中国历史的核心区域之一，是人口大省，政治中心，当然出人才；宋元明三代，江西人才辈出，科举考试中及第的人数名列全国前三名之内，曾有“才子不出三江”的说法，那是因为江西是中原人士南下移民开发的重点地区，是人口大省，位居全国前三名之内，其人口数量比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总和还要多；湖南晚清之后才人才济济，独领风骚，但是此前出人才不多，那是因为湖南到清朝初年都还是人口稀少，并在明初、清初还两次大量移民到四川，出什么人才？江浙一直是中国人口大省，也就一直是人才荟萃。随着人口的中原填江西，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文脉也在变动。
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长久的。人是世界的主人，哪个民族能够在人口上占主导地位，就能主导世界的未来。在缺乏经济激励的情况下，生育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刺激人口增长的必要因素。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菲利普·朗曼预测：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将统治世界。朗曼认为是现代性正走向自我毁灭。越来越多的世俗论者出于经济因素逃避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而与此同时各种原教旨主义者维持高生育率。那些拒绝现代化的人，不管他们是安分守己的摩门教徒还是仍然忠于大家庭的穆斯林，似乎拥有进化优势。
北美有一个特殊的民族--阿米什人（Amish），是德裔瑞士移民后裔，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大约在1720-1730年间，他们的祖先因为宗教迫害来到美洲拓荒定居，从那时起已没有一个阿米什人留在欧洲。目前人口20万，都是当初数百名拓荒者的后裔。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其余的百分之一居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他们不从军，不使用电力，远离汽车、电视、照相、电影、时装等等现代化的充满技术机巧的东西，不接受社会福利，或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帮助。阿米什人并不视技术为邪恶。例如，电力被视为与“世俗世界”的联系。使用电力会导致使用家用电器，令阿米什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复杂化，引发为了物质生活的个人竞争，进而摧毁整个社区。阿米什人与非阿米什人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青年人从16开始恋爱，到20岁时结婚，结婚仪式很复杂。米什人与阿米什人结婚，不许离婚，严格一夫一妻制。不采取任何节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每个妇女平均生育6、7个孩子。人口每20年增加1倍，只要再过两三代人，其人口就相当于美国一些小州的人口。他们不为现代文明做出贡献，也不享受现代文明成果。随着土地价格的高涨，他们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脱离土地。谁能保证今后的美国不是他们的？
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我们的先祖曾经建立起世界上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我们民族傲视世界上千年。但是中华生育文化的两个支柱：祖宗文化（“孝”文化）和礼教文化（控制“性”）都已经消失几尽，而又没有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扪心自问，在生育上面，我们还算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
虽然是很和谐的一篇时代文，但仔细想想的确是不无道理。法国正在被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占领，德国也在被土耳其穆斯林占领，英国稍好，但也在被印度穆斯林侵蚀。而美国呢？美国一方面鼓励国内生育，一方面文化改造外来移民（有些人还未移民，就已经美国化了）。再看看美国统治下的日本，性方面的肆无忌惮下，现在的大和民族还有什么血性。
原教旨主义者虽然有他很多的问题，但毕竟是个有思想、有手段、有远见的中国人。
--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作者：易富贤 familyyi@yahoo.com
一、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欧洲的未来
美国作者Philip Longmanz（菲利普·朗曼）在他的《空摇篮》（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一书写道：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首次出现的全球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正在威胁著现代社会。
罗马时代是奴隶制繁荣时期。大规模直接役使外族奴隶，使罗马物质生活高度繁荣。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文明。大量的财富、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精神和文化生活中，从而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城市规划与建筑上都取得巨大的成就，涌现了塞内加等著名哲学家，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并且建立了共和政制。罗马帝国的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那么辉煌的罗马帝国到底是怎么灭亡的？
有些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使得人口减少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史学家吉朋记载，当时有个卡拉卡拉大浴场，同时可供2300人入浴。男女混杂，淫乱的事层出不穷。还有很多疯狂的性节日，比如罗马花节，20万妓女同时涌向街头，假阳具和阴户的仿制物是狂欢的道具。罗马不但有妓女节，还有同性恋节日，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婚姻形式而受保护。淫荡的民风导致古罗马人（指自由民以上的人）生育率下降:
1、由于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基本脱离体力劳动，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生孩子没有利益，生孩子的付出与个人利益脱钩，冲击和破坏了以生殖为首要目的的性观念。
2、女奴大量涌入和公共娼妓制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无效性生活（不生育孩子的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减少。
3、由于罗马后期同性恋和嫖妓成风，贪图享受，回避家庭责任，不生不育。罗马帝国并且掌握了避孕术，如药剂、栓剂和阴道塞。
4、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5、洗热水澡过度也影响到男性精子的生成和活力。
6、古罗马人从送水的铅管、杯子、烹调用的坩埚、女性化妆品的白铅及酒中吸收微量的铅，久而久之导致了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和女子的不孕。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上层自由民人数逐减。据记载，古罗马特洛伊贵族35名结了婚的王爷，半数以上没有生育；其余的王妃虽然有喜，活着生下的只是少数几个低能儿，皇室几乎没有嫡生的子女。
北匈奴被中国打败后，逃往欧洲，征服阿兰国。阿兰国西边的森林里住着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两个日耳曼人蛮族部落联盟。他们基本上以打猎为生，衣兽皮，食兽肉，住草棚，没有文字，没有礼仪。公元374年，匈奴人向西征服东哥特人，驱赶西哥特人，西哥特人在逃窜的同时又打击近邻的各日尔曼部落。匈奴人的这次进攻几乎把所有的日耳曼部落都驱动起来，纷纷向西逃窜，到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西哥特人后来经罗马皇帝瓦伦斯的允许，越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的色雷斯地方避难，作为同盟者为罗马帝国御边。定居于罗马帝国内部和周围的日耳曼蛮族生育率很高，人口增加快速，对罗马帝国形成巨大的威胁。
由于人口出生率从公元1世纪就开始下降，罗马帝国的人口却一直在减少。到罗马帝国后期，自由民人数不够，奴隶起义不断兴起，外族不断入侵，只好由日尔曼蛮族雇佣军代劳，雇佣军学会了古罗马的军事组织能力，逐步取得充当国家机器的军队的支配权，变成罗马人不可扼制的力量。东西罗马395年分裂后，东罗马帝国演进了自身的发展史（拜占庭帝国），西罗马成为蛮族的目标。
公元408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带领下占领了罗马的港口，断绝了罗马的粮食来源。罗马人为了凑足5000磅的黄金贡品，甚至将金质的神像都熔化了。哥特人收到这些贡品，才允许罗马人出城买粮食。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决定打进罗马城，他向士兵们宣布：攻进罗马，可以任意抢动三天。三天三夜的洗劫，四面八方的大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
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为了挽救西罗马帝国，在468年出动海军远征，但遭到惨败。
罗马皇帝成为蛮族的傀儡，476年彻底崩溃。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是罗马却是在短时间就被毁灭的。罗马帝国的灭亡的原因归纳成一点：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关系失调。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西罗马帝国灭亡是欧洲文明的倒退，是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逆淘汰。正如帝国灭亡后基督教一次会议上有人叹息：“雄伟的建筑物被捣毁，珍贵的典籍被付之一炬，繁荣的城市被废弃，纤弱高贵的妇人成为野兽手中的玩物”。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这段长达一千年的历史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经济大倒退（欧洲商业发展曾一度中断，恢复蛮族以物易物的方式）、文化跌入低谷、人们的精神陷于愚昧和迷信之中。中世纪时期少有继承希腊、罗马传统的工艺，就算有也都呈审美上与制工上的倒退。失传的也包括罗马帝国的避孕术。中世纪的欧洲并不知道任何避孕的方法，直到18世纪还未发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
基督教于公元１至２世纪传入罗马，流传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中间，在基督教义中提出的性禁欲主义正是反映了当时广大下层民众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历史教训，因而一时容易被许多人所接受。罗马帝国先对基督教残酷迫害，后来又加以利用，于公元４世纪定为国教。社会学家和基督教辩护者洛德尼·斯塔克指出，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的出生率高于异教徒，而且平均寿命也更长，由此产生的人口比例优势使当时微不足道的信仰耶稣的基督教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主体文化力量。
可能是吸取罗马帝国的纵欲亡国的教训，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基督教对古罗马淫乱风潮矫枉过正，圣经的新约称“性就是罪”。基督教会反对性愉悦，宣扬性是罪恶的，性和罪恶有着种种联系。禁欲的观念，在西方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性活动只有在婚姻之内，并且直接与生殖有关才是正常的。基督教会竭力提倡男上女下的前入位的性交姿势，因此这种姿势又被称为“传教士式”。同时，教会还推行一种特别设计给女人上床时穿的内衣，它非常笨重，只在下方适度部位开了一个洞。这样使性交时接触最少，性快乐也降至最低限度，但可以让妻子怀孕。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复苏，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但享乐主义其后在欧洲又有抬头，在法国追求享受并采纳马尔萨斯人口论控制生育的时候，英国却实行禁欲，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统治的时代整个英国严格执行禁欲主义，生育率居高不下。这种不对称的人口政策使得英国人口剧增，从而主导了历次产业革命。
20世纪席卷西方的性解放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引起生育率下降。同性恋、吸毒等现象在西方蔓延。同性恋、吸毒团体还积极参入政治。欧洲不少国家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同性婚姻(民事结合)已合法化国家：丹麦(1989)、挪威(1993)、瑞典(1994)、冰岛 (1996)、荷兰(1998)、德国(2001)、芬兰(2001)、法国(2002)、瑞士(2002)、比利时(2003)、加拿大(2005)、西班牙(2005)、英国(2005)。欧洲委员会的《欧洲人权手册》称同性恋关系等同于男女婚姻关系，并且宣传同性恋价值。波兰因为抵制同性恋，还遭到欧洲委员会的谴责。
继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同性恋婚姻、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之后，荷兰2001年又在“毒品事业上”也创造出一个世界第一，宣布批准大麻列为处方药，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三大城市，合法吸食大麻的咖啡厅林立，光是阿姆斯特丹就有两百多家。
大麻半合法的国家也不少，英国政府免除民众限量持有及吸食大麻的罪行；德国在七大城市设立七百个吸毒点，瘾君子都可在合法的吸毒点公开吸毒；葡萄牙当局不再视个人吸毒与持有者为刑事犯罪，只要缴纳罚款即可走人；瑞士撤销贩售安非他命的判決，理由是安非他命是软性毒品；西班牙与意大利政府也免除大麻持有者的判刑。
可见罗马帝国的历史在欧洲重演：
1、罗马帝国因为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生孩子没有利益，养孩子的付出与个人利益脱钩；现在欧洲建立起社保制度，并且由于掌握高层产业链，可以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产品，“生孩子无用论”兴起。
2、古罗马和现代欧洲都因为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2、古罗马因为公共娼妓制和同性恋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现在欧洲因为“性解放”而使得无效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减少。
3、现在欧洲国家避孕措施和技术比古罗马要发达。
4、古罗马人因为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不孕；现在欧洲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毒品等导致不育不孕。
5、古罗马因为生育率降低、适龄军人不足而雇用蛮族军队，蛮族因为大量移民和高生育率而使得人口大增；现在欧洲因为生育率降低、劳动力短缺而引进文化上相对落后的穆斯林移民，穆斯林高生育率将改变欧洲民族结构。法国出现穆斯林暴乱（巴黎“二战”以来最大的一起骚乱）；“丹麦漫画”事件更是席卷欧盟，多国政要不但不敢维护西方国家一直坚守的“言论自由”，反而不得不向穆斯林社团道歉。
美国由于1980年代以来在回归基督教生育文化上获得了一些成功，生育率上升到世代更替水平，繁衍越来越多的后代将使得美国保持阳刚，加强美国在未来两代的战略地位，而人口萎缩的欧洲将变得越来越阴柔，逐渐堕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
看来古代风水学还是有道理的，一方山水养活一方的人，有什么样的风土就有什么样的人情，就会诞生什么样的文明。曾经孕育过辉煌的希腊、罗马文明的欧洲大陆，也孕育了近代西方文明，然后在辉煌数百年后都因为贪图享受，淫乱、同性恋、毒品泛滥，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文化面临消亡。
类似的风水学现象也发生在中国四川。俗语说“少不入川，老不离蜀”，四川是一个消闲而舒适的地方，这里的民风闲散，有是说年轻时候住在川中会使人消磨得失去了锐气和进取心，耽溺在饮食男女里，而老者在这里刚适合，看破了世间之事，洞晓了人生真谛，刚好利用后面的时光来弥补少年时候的峥嵘和磨去红尘里的气息。汉唐以来四川文人辈出，比例可能仅仅次于江浙，整个文化氛围过于文弱，可能是两次遭受屠川的原因。两次人口减少到原来的10%。元朝蒙古屠川后，湖广省（现湖南、湖北两省）移民入川，短时间带来“尚武”的民风，但是一百多年后民风又变得闲散，文脉刚恢复，结果又遭到张献忠和清军的屠川。清朝大量的移民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奠定了现代四川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尤其是湖南、湖北的移民文化给四川文化打下了深深的“尚武”的底韵。整个清朝时期四川文人很少，但武将却空前的多；后面国共两党中川籍将领占很大比例。然而，现在四川、重庆又成为中国最为悠闲的地方。
二、中国正在走欧洲的老路
东西方历史有些相似。与西方强大的罗马帝国同期的是中国强大的汉朝。汉末、魏晋时期，往往被今人形容为一个人性觉醒、思想解放的时代。魏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淫乱的时代，士族饮酒服药（五石散等毒品），放浪形骸，尽情享受声色，崇尚空谈和阴柔美，玄学兴起。好男色，“狎昵娈童”成为一种时尚，且公然予以歌咏。美男子潘岳每次乘车出游，女人们不但围追堵截他，还争相向他丢水果，每每满载而归。“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儒家东晋史家干宝《搜神记》卷七：“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干宝评价“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干宝将这些现象与一系列其他怪异等量齐观，视为西晋败亡之兆，“胡狄侵中国之萌”。
汉朝以来，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逐渐盘踞中国北部地区，势力不断壮大。西晋元康九年（299年）江统著《徙戎论》，文中提到“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在很多地方人口超过汉族。
西晋王朝爆发八王之乱（从公元291年开始到公元306年，共持续16年），各派皇室宗亲和军阀们为了争夺权利，竞相雇佣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军队，大批蛮族部族潮涌般冲入华夏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带。一方面是淫乱、礼崩乐坏的西晋王朝，一方面是剽悍的胡风。在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游牧民族在人口上占有绝对多数。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史称“五胡乱华”。
干宝《晋纪总论》谴责西晋：“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礼法刑政，於此大坏，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 应詹在给元帝上疏总结西晋灭亡的原因：“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五胡乱华”导致文明逆淘汰，但是庆幸的是大量汉人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史称“衣冠南渡”，东晋偏安江南，保存了文明。《晋书.王导传》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而五胡互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甚至从此消亡），北方的汉族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最终控制了局面。
罗马帝国的灭亡导致基督教在欧洲的兴起；“五胡乱华”导致佛教在中国的兴起。佛教提出普渡众生、禁欲思想。佛教能顺利传入，实应乱世心灵之所需。费正清说“（佛教）优美的宗教艺术、充满美感的仪式、对乱世充满吸引力的宁静的寺院生活，在人们无路可走时给予的解脱承诺”。
罗马灭亡约三个世纪以后，查理曼成功地重新统一了西欧的一个广大地区。在汉王朝灭亡约三个半世纪以后，隋朝结束了自西晋以来270年的分裂，隋文帝成功地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科举考试制度，创造了辉煌的隋唐文明。而查理曼的帝国不久就四分五裂，从未再次获得统一，而查理曼王朝的文明复兴也随着查理曼王朝的灭亡和他的帝国的崩溃而夭折。在此后，一直到文艺复兴，东方文明一直占有优势。
中国的人口优势避免了罗马帝国的历史在中国重演：
1、汉朝由于人口优势，能够驱逐部分匈奴，否则后面五胡乱华的结局可能要改写。
2、西晋五胡乱华时候，中国有大量的人口南渡建立东晋，保留文明，北方也还有相当的汉人进行抵抗；而罗马帝国由于人口太少而不能抵御大量涌入的日耳曼人。
3、隋文帝凭借汉族人口优势重新统一中国。
日耳曼蛮族灭亡罗马帝国，五胡乱华，蒙古灭宋，满族灭明，都是文明的逆淘汰。印第安人的玛雅文明在公元9世纪也是突然走向败落的。就是说文明并不总是向前发展的，有时候可以突然倒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后都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
中世纪时期，欧洲禁欲思想占主流。中国东晋以来佛教的禁欲主义兴起，尤其是宋朝兴起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思想，影响元明清三代。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性解放。尤其是工业革命后因为家庭模式的改变，欧洲大陆生育率开始降低，但是只有英国（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却仍然禁欲，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两不误，从而在后面的历史上扮演主角。
中国五四运动有点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毛泽东时代却又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一方面建立起工业基础，一方面繁衍了人口，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两不误。毛泽东时代连妓女都没有，生活作风问题是大问题，有利于人口再生产。俄罗斯、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在1960年代堕胎与出生比高达4：1，而中国却几乎没有堕胎。但是由于当时城市人口开始增加，经济因素使得城市人口自发减少生育，抵消了妓女消失所引起的生育增加，因此整体上毛泽东时代生育率仍然与 1949年之前没有差别。人口增加主要归功于死亡率的降低，儿童夭折率降低，提高人口再生产的效率。毛泽东时代繁衍的人口是中国现在的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
饱暖思淫欲，自古如此，中外皆然。1979年之后，西方国家的性解放又变本加厉地在中国重演。女人的裤子是文化的国防，中国现在对性的控制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低。魏晋时代毕竟还有一些礼教的束缚，只是束缚有所松动，并且缺乏避孕措施使得不敢过度纵欲，并且当时淫乱主要发生在上层，老百姓受影响比较少。现在的性革命已经是全国化，各个阶层都受到影响，扩展之广，传播之快令人惊讶。与此相对应的是令学者和官员都不敢相信的超低生育率。
三、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欲望“是万恶之首”，同时也是“万物之源”。凡事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理想的“度”是既能压制“恶”，又不妨碍“源”，但这是一个难题。从古罗马（魏晋）的淫乱，到清教徒的出现、中世纪的黑暗（中国佛教和宋明理学），又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复苏（中国的五四运动），维多利亚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禁欲，到20世纪又来个“性革命”、“性解放”，纵欲和禁欲总是这么反反复复。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文明的更替。就古代来说，中国是最大的收益者，因为人口众多，创造了辉煌的文明，独领风骚上千年。就近代来说，最大的受益者应该要算16世纪的400万埋头生孩子的英国人，现在已经繁衍成2亿多人口，主导全球历史长达两百多年，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主导世界历史。
文明中心总是随着人口的变动而变动。20世纪之前是英国主导世界，随着英国人口移民美国，20世纪后随着美国人口的激增，美国开始主导世界格局。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北宋以前河南人文荟萃，因为河南是中国历史的核心区域之一，是人口大省，政治中心，当然出人才；宋元明三代，江西人才辈出，科举考试中及第的人数名列全国前三名之内，曾有“才子不出三江”的说法，那是因为江西是中原人士南下移民开发的重点地区，是人口大省，位居全国前三名之内，其人口数量比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总和还要多；湖南晚清之后才人才济济，独领风骚，但是此前出人才不多，那是因为湖南到清朝初年都还是人口稀少，并在明初、清初还两次大量移民到四川，出什么人才？江浙一直是中国人口大省，也就一直是人才荟萃。随着人口的中原填江西，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文脉也在变动。
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长久的。人是世界的主人，哪个民族能够在人口上占主导地位，就能主导世界的未来。在缺乏经济激励的情况下，生育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刺激人口增长的必要因素。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菲利普·朗曼预测：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将统治世界。朗曼认为是现代性正走向自我毁灭。越来越多的世俗论者出于经济因素逃避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而与此同时各种原教旨主义者维持高生育率。那些拒绝现代化的人，不管他们是安分守己的摩门教徒还是仍然忠于大家庭的穆斯林，似乎拥有进化优势。
北美有一个特殊的民族--阿米什人（Amish），是德裔瑞士移民后裔，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大约在1720-1730年间，他们的祖先因为宗教迫害来到美洲拓荒定居，从那时起已没有一个阿米什人留在欧洲。目前人口20万，都是当初数百名拓荒者的后裔。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其余的百分之一居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他们不从军，不使用电力，远离汽车、电视、照相、电影、时装等等现代化的充满技术机巧的东西，不接受社会福利，或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帮助。阿米什人并不视技术为邪恶。例如，电力被视为与“世俗世界”的联系。使用电力会导致使用家用电器，令阿米什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复杂化，引发为了物质生活的个人竞争，进而摧毁整个社区。阿米什人与非阿米什人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青年人从16开始恋爱，到20岁时结婚，结婚仪式很复杂。米什人与阿米什人结婚，不许离婚，严格一夫一妻制。不采取任何节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每个妇女平均生育6、7个孩子。人口每20年增加1倍，只要再过两三代人，其人口就相当于美国一些小州的人口。他们不为现代文明做出贡献，也不享受现代文明成果。随着土地价格的高涨，他们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脱离土地。谁能保证今后的美国不是他们的？
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我们的先祖曾经建立起世界上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我们民族傲视世界上千年。但是中华生育文化的两个支柱：祖宗文化（“孝”文化）和礼教文化（控制“性”）都已经消失几尽，而又没有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扪心自问，在生育上面，我们还算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
虽然是很和谐的一篇时代文，但仔细想想的确是不无道理。法国正在被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占领，德国也在被土耳其穆斯林占领，英国稍好，但也在被印度穆斯林侵蚀。而美国呢？美国一方面鼓励国内生育，一方面文化改造外来移民（有些人还未移民，就已经美国化了）。再看看美国统治下的日本，性方面的肆无忌惮下，现在的大和民族还有什么血性。
原教旨主义者虽然有他很多的问题，但毕竟是个有思想、有手段、有远见的中国人。
进化论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说是某国（对不起，忘了哪个国家了）的科学家调查研究发现，生物的进化过程事实极其迅速，远比我们之前想象的来的快，所以他们建议把生物进化的时间单位由原来的千万年修改成现在的十万年。
昨天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浦西也要大区化，把现在中心城区合并成4个大区。
今天又听到一则小道，说是联洋的仁恒3期两栋新楼开盘，单价可能攀升到5万以上。
很好嘛！看来不仅是生物进化论要重新修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要推上快车道，哦，不是，是高铁，而且武广线！
为什么？你看先是把农村户口城市化，然后再是把城市人口给农村化。要说前半句好理解，这后半句怎么理解。买不起城市房子的城市人，是不是只有买到农村去，这样整个城市人口就给逼到近郊，进而进一步到远郊。这样郊区不就城市化了么。
说远了去，听闻今年的信贷总额要创新高，试问这些钱不进楼市股市，难道派送给老百姓么？所以你看，这货币铁定是要继续贬，物价铁定是再要高。
农人把猪养肥是爱猪么？显然是不是，是为了宰了好卖更多肉。
昨天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浦西也要大区化，把现在中心城区合并成4个大区。
今天又听到一则小道，说是联洋的仁恒3期两栋新楼开盘，单价可能攀升到5万以上。
很好嘛！看来不仅是生物进化论要重新修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要推上快车道，哦，不是，是高铁，而且武广线！
为什么？你看先是把农村户口城市化，然后再是把城市人口给农村化。要说前半句好理解，这后半句怎么理解。买不起城市房子的城市人，是不是只有买到农村去，这样整个城市人口就给逼到近郊，进而进一步到远郊。这样郊区不就城市化了么。
说远了去，听闻今年的信贷总额要创新高，试问这些钱不进楼市股市，难道派送给老百姓么？所以你看，这货币铁定是要继续贬，物价铁定是再要高。
农人把猪养肥是爱猪么？显然是不是，是为了宰了好卖更多肉。
据说是易中天写的，真实度有待考证
“
上海滩很开阔。
开阔的上海滩有着非凡的气派。
的确，上海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好最气派的城市之一，或者说，是中国最“像”城市的城市。
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在全国许多地方，差不多都有所谓“小上海”。这种称号无疑是一种“桂冠”，只能加冕于那些比较富庶、新潮、文明的城镇、街道和社区头上，就像当年把上海称为“小苏州”一样。不过，“小苏州”好像只有上海一家，“小上海”却遍布全国，到处都是。今日之上海，毕竟比当年的苏州，要风光得多。
然而，“小上海”毕竟不是“大上海”。领略了“小上海”种种好处的外地人，便都向往着能够亲自到上海去看一看。很多年来，能够被领导派到上海去办一点公事，差不多一直被视为一次“美差”。在物质匿乏、供应极差的那些年代，就更是如此。即便是现在，对于从未去过上海的人来说，上海无论如何也仍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尽管当真去了以后，也许有的人会失望。
但，失望归失望，向往归向往。没去过上海的人，还是想去一去，尤其是那些比较“老派”的人。在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海总是代表着优秀和先进，代表着最正宗的现代工业文明，代表着这个文明“雅致的时代”。这是他们从“上海货”那里最直观地获得的感受和结论，比什么书面的说教都更靠得住。的确，在那个物质匾乏的年代，我们生活中差不多每一点小小的改善都是上海和上海货赋予的。那时，能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或一架蝴蝶牌缝纫机，是很能让人羡慕不已的；请别人吃一块上海奶油蛋糕或大白兔奶糖，也比现在请吃生猛海鲜还有面子。这不仅因为东西稀罕，还因为东西好；也不仅是质量好，经久耐用，还因为它们都很精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和情调，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雅致。更何况上海又是多么大 在他们看来，真正所谓“现代国际大都市”，首屈一指的还是上海，尽管这几年深圳的风头颇健。不过，新型的深圳怎么比得上老到的上海？上海的商品也许比不上广州或深圳新潮，但质量，却让人放心得多，因为上海的基础要厚重得多。
上海，在全中国毕竟是深得人心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正如美国不能没有纽约，中国也不能没有上海。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龙头，而长江流域则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则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更加看重看好上海。这不仅因为上海的投资环境好，比方说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和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在长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养成了一整套适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文化准则等等，还因为上海能给他们以“家园之感”。对于许多外国人（不管是投资者还是观光客）来说，北京让他们感到神秘，而上海让他们感到亲切。（图十六）静安寺对面的万国公墓（现已迁走）里，埋葬着他们的先辈和同胞；而开在过去欧式老房子里的酒吧，又让他们想起百十年前的欧洲。上海，不论在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眼里，都是好地方。
外地人与上海人
在外地人的心目中，上海虽然“老嗲咯”，上海滩的名声却似乎不大好。
对于上海，人们习惯性地有两种说法。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好感时，便称它为“大上海”；而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不满时，则称它为“上海滩”。因为一提起“上海滩”，一般人马上想到的便是流氓、阿飞、小开、妓女、殖民者、暴发户、青红帮。人们形成这种概念，不知是因为上海滩原本就是这类人物的世界，还是影视传媒的着意渲染所使然？大约是兼而有之吧。
但不管怎么说，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却总归是事实。它被称为“十里洋场”（最早则被称为“十里夷场”）、“冒险家的乐园”，此外还有“东方魔都”、“千面女郎”、“洋场荡妇”、“鬼蜮世界”等必雅号”。以后又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对象。比起北京之被称为“帝都”、“京师”、“伟大的首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名声可是差远
人们对待北京和上海的态度也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情况又不同。他的亲朋好友会一齐来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积蓄，托他买这买那，一面又谆谆嘱咐，叫他小心谨慎，不要在那个“花花世界”迷失本性，上当受骗，吃了坏人的亏。去上海的人也会不虚此行。他会肩挑手提地带回许多在内地买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但质量好，样子新，而且价钱便宜，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让自己那个“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当然，他在带回对上海啧啧赞美的同时，也会带回对上海的种种不满和抱怨。
的确，外地人对上海的态度是复杂和矛盾的。几乎全中国人都公认北京好，但却只有苏州、无锡等少数几个地方的人才会说上海好。其他地方人虽然心里也承认上海好，却不大愿意公开说出来。或者即便认为上海好，也是有保留的。他们宁肯对上海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北京那样敬而亲之。要他们喜欢上海，就更难。许多从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毕业离沪时会这样说:“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上海，可没能留下来似乎还是有点遗憾。”同样，外地人虽然有点畏忌上海，但如果让他们到上海出差，则多半也会兴高采烈。总之，正如《上海:记忆与想象》一书编者马逢洋所说，上海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
上海很早就是众望所归。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便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盛赞上海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夺目之新世界”；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也发表署名田光的文章《上海之今昔感》，认为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因产业工人最多和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于后来出了个声名狼藉的祸国殃民小集团，又弄得有点灰头灰脸。党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英明决策后，上海再次成为众望所归。包括国内外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已越来越看好上海。他们认为，上海是最具有成为“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资质和条件的城市。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将刮目相看。
上海也很早就是众矢之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就一连发表四篇评论文章，力陈上海社会之丑恶、黑暗、肮脏（《独秀文存》）；傅斯年则说上海臭气熏天，竟以模仿妓女为能事（《致新潮社》）；后来周作人也说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上海气》）；钱钟书则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上海也能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猫》）。总之，在他们的眼里笔下，上海滩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为非作歹之地，而沈从文等人所谓“海派”，则谁都知道是一个恶溢和贬义词。熊月之在《海派散论》一文中曾透彻地分析过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义、阶级分析、西方文化价值受到怀疑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滩的名声便一直弄得不太好。
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上海人的名声也不太好。余秋雨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文化苦旅》）这话说得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
“上海人”这个称谓，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时简直就是诸如小气、精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毛病”的代名词。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议论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毛病极难相处时，就会有人总结性地发言说:“上海人嘛！”后面的话也就不言而喻，而听众也就释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这些毛病，没有反倒不正常。所以，如果一个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恋人是上海人，亲朋好友便会大惊小怪对他们的父母说:“他怎么找个上海人！”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某单位提拔干部，上面原本看中了某同志，但有人向组织部门反映，说“他是上海人呀！”结果该同志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忌讳和提防，由此可见一斑。
这当然并不公平，也不准确。事实上，上海人并不像外地人说的那么“坏”，那么让人“讨厌”。那些真正和上海人接触多、对上海人了解多的人，都会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很好相处的，只要你也按上海人那一套作派和法则来处世就行。我女儿到上海上大学，去之前心里也有点惴惴的（尽管我们事先也作了“正面宣传”），但半年后回来，便兴高采烈地说:“上海同学蛮好的呀！”当然“蛮好的”。上海人，本来就不坏。
但可惜，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并不太多。
事实上，对上海人的反感和讨厌，几乎可以说是长期性的和普遍性的。正如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国各地也都有对上海人的“微词”和关于上海人的“笑话”。在远离上海的贵州省施秉县（一个边远的小县城，那里有一条美丽的氵舞阳河可供漂流），旅行社的朋友一提起上海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笑话可说。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次漂流前，导游交待大家，如果有贵重物品，务必交给护航员，以免丢失。然而一个上海人却不肯。他把一叠钞票含在嘴里就下了水。结果，漂到半路，船翻了，上海人大喊救命。其实，漂流中翻船是在所难免和有惊无险的，甚至还能增加漂流的乐趣。因此，不少人还会故意把船弄翻，然后和护航员一起哈哈大笑。这个大喊救命的上海人当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只是他那一叠钞票，也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 显然，这个笑话并不“专属”上海人，它完全可能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人身上。但，不管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大家都觉得只有说是上海人，才特别“像”。
关于上海人的笑话真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比方说，“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脸”，或“上海的女人买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买大支的合算，还是买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个小品节目中，一个北方籍的妻子就这样数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总之，这类笑话特别多，特别离奇，讲起来也特别放肆，而别的什么地方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笑话的。比方说，我们就不大容易听到北京人的笑话。北京人也不是没有毛病，但北京人的毛病好像只可气，不可笑。别的地方人也一样。他们即便有笑话，流传的范围也有限，讲起来也有顾忌。似乎偌大一个中国，惟独上海人，是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别值得笑话的一群。
这些笑话中当然难免夸大不实之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面说那些“毛病”外，上海人让人讨厌的地方还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对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顾别人是否要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胜地，抢占景点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气的是，他们抢占了座位和景点后，还要呼朋引类（当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似乎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享受这些座位和景点。上海人之最让人讨厌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场合。
不过，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说上海话。
这似乎没有道理。上海人嘛，不说上海话说什么话？再说，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连北京也有。为什么别人说得，惟独上海人就说不得？未必上海话是全中国最难听的话不成？问题并不在于上海话本身，而在于上海人讲上海话时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的确，最让外地人讨厌的，就是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上海人凑在一起，他们便会旁若无人地大讲其上海话（而且往往嗓门还很大）。这时，被“晾”在一边的外地人，就会向他们投去反感厌恶的目光，至少也会大皱其眉头。可以肯定，当着外地人讲只有自己才懂的话，确实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凑在一起，也会讲他们的本地话，也会忘掉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人。为什么外地人这样做，就不会弓愧反感（至少不那么让人讨厌），而上海人这样做，就特别让人不能容忍。
原因也许就在“有意”与“无意”之别。
一般地说，外地人都不大会说普通话。其中，水平最差的是广东人。一个广东地方干部陪同外地干部到城郊参观，兴高采烈地说:“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结果外地同志听成了“坐在床头看娇妻”，一个个掩嘴窃笑。因此有句俗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讲普通话的那种别扭，不但他自己讲得费劲，别人听得也难受。有个笑话是讽刺广东人讲官话的。那笑话说，一个广东人到北京的餐馆吃饭，问:“小姐，水饺多少钱一碗？”结果服务员听成了“睡觉多少钱一晚”，便愤怒地骂了一声“流氓”。没想到这个广东人的普通话水平实在太差，竟高兴地说:“六毛？两碗啦！”此外，四川人讲普通话也比较困难，自然能不讲，就不讲。其他地方人，讲不好或讲不来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们讲方言或不讲普通话，就可以原谅。再说，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等等都不算太难懂，而广东人无论说“官话”（普通话）还是说“白话”（广州话）反正都一样难听，也就无所谓。
上海人就不一样。他们语言能力都比较强（上海的英语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城市，就是证明），除浦东土著外，差不多个个都会说普通话。即便说得不太标准，也决不会像广东人说官话那么难听，甚至可能还别有韵味。有此能力的还有厦门人，也是个个都会说国语。会说而不说，当然是“故意”的（闽南人语言能力又较上海人为低，则故意程度也略低）。何况，上海话和闽南话（厦门方言）又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当着外地人讲这种谁也不懂的“鬼话”、“鸟语”，不是存心不让人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是什么？
为什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因为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会比他们在上海还更爱讲上海话。在上海，他们反倒有时是爱讲讲普通话的，因为那是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但到了外地，尤其是五湖四海云集、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如火车上或旅游区），他们就一定要讲上海话。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当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别的外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引为同类”，当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个上海人开了头，其他上海人便会立即响应，兴奋而热烈地大讲其上海话。这种心态，老实说，已成为上海人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来，这就是“故意的”。你们上海人不是很“文雅” 不是很“秀气” 不是连吃东西，都只吃“一眼眼” 怎么说起上海话来，就一点也不“文雅”，一点也不“秀气”，不只说“一眼眼”就拉倒 还不是为了向世界向别人宣布你们是“上海人”！
的确，上海人在内心深处，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起码也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1998年，我在上海博物馆参观赵无极画展，中午出去吃饭，依例要在手上绑一根纸条。对过小卖部的店员一见大为惊诧，问其所以，我如实相告说这样就能证明我是中途外出，再进门时就不用买票云云。于是这位女店员便回过头去用上海话对店里的人大发议论，无非说外地人到上海真是可怜，上海人如此欺负外地人也太不像话。其实，只要是中途外出，不论外地人还是上海人，一样咯统统都要扎纸条的。上海博物馆并无歧视外地人之意，这位店员的议论也未免有点无的放矢。但即便在这种对外地人最善意友好的态度中，我们仍不难体味到上海人不经意流露出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 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
它往往意味着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拎不清、搞七甘三、脱藤落攀等等含义。比方说，上海人一般都会挤公共汽车（他们挤惯了），有一整套动作程序和坐站规矩。外地人当然不懂这些，上车之后，难免横七竖八、磕磕绊绊。这时，上海人往往就会嘟囔一句:“外地人。”这句嘟囔，就带有鄙夷的味道。上海人文明，一般不会骂“他妈的”，则这时的“外地厂，也就相当于“他妈的” 所以，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嘴里的“外地人”，就是骂人的话，至少也表现了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不满。
用“外地人”这个词来“骂人”（其实不过是不大看得起罢了），这在全国可是绝无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当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说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种事实，不带情感色彩，也不带价值判断，顶多有远近亲疏之别罢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疏远外地人，却一般不会鄙视外地人。即便鄙视，也只是鄙视某些外地人（比如武汉人之鄙视河南人），不会鄙视“一切”外地人，更不会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儿或冤大头，看作不可与言的“低等华人”。
在这一点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和广州人。
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所以，北京人一旦长期离开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么优越感，反倒会因为他们的豪爽大度，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广州人同样也不大使用“外地人”的概念，而往往称他们为“北方人”或“内地人”。其使用范围，包括“五岭”以北的所有地区，当然也包括上海与北京。显然，这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其次是一个文化概念。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广州人显然是不会把他们的广东老乡也纳入其范围之中的。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文化的认同，而非等级的高卑。更何况，称外地人为“内地人”，岂非自认“边鄙”？可见，这一概念，并无文化歧视的意味在内，甚至多少还有点自惭形秽。只不过，这些年来，广东较之内地，大大地富起来 于是，广东人嘴里的“内地人”或“北方人”，就多少有些相当于“穷人”的意思。总之，广州人或广东人的“靓”，主要是经济上的优越感，也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
北京人有政治优势，广东人有经济实力，他们当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摆谱”，牛气一下。那么，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 没有。
其实，这也是外地人最不服气的地方:你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嘛！是官比我大，还是钱比我多？你们的“本钱”，也就是你们自以为得计的所谓“聪明”或“精明”。然而，那又是多么可笑的聪明和精明 无非是会套裁裤子节约布料，或者是会选择路线节约车钱，而且是公共汽车钱！这几个小钱，我少抽两包“红塔山”就省下 当然，上海人也特别会挤公共汽车（那也是上海人嘟囔外地人次数最多的地方），会在公共汽车站设立“站队”和“坐队”。可我们那里公共汽车根本就不挤，随随便便上车就有座，的士也招手即来，还不贵，到底谁优越来着？
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和“财大气粗”的广东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他们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k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人（当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竟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人”。
更何况，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蔑视，几乎是普遍性和不加区别的。比方说，一个上海人要对另一个上海人的“不懂经”、“拎勿清”或“不识相”表示愤怒和不可理解，便会怒斥或质问:“侬外地人呀？”似乎只要是外地人，不管他是什么地方的，都一样低能。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这种“一视同仁”，就特别容易激起那些也有自己优越感的某些外地人的勃然大怒。
于是，上海人就在无意之中把自己和所有的外地人都对立起来 这就简直无异于“自绝于人民”，当然会犯了“众怒”。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之对广东人。广东人虽然也有“排外”的恶评，但广东人与外地人交流，毕竟确有语言的障碍，况且广东人虽“排外”，却不“蔑外”，而上海人岂止是“蔑外”，有的时候，简直是把外地人当作了麻风病人。否则，为什么要用上海话把自己和外地人“隔离”开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和不满，而这些反感和不满久而久之便成了“积怨”。终于有一天，积怨爆发 几乎在一夜之间，舞台和荧屏上那些斤斤计较、小里小气、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青一色地操起了一口上海普通话。向以嘲笑“外地人”为能事的上海人，终于成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对象；而历来用于体现上海人社区优越性的上海话，则成了嘲笑讽刺上海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然而上海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他们似乎并未勃然大怒，群起而攻之，就像当年扬州人攻击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一样。当然，对于外地人的种种非难，上海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你们只知道说上海人精明、小气，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上海人住得有多挤？一家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马桶旁边要吃饭的，不精明不小气怎么办？我们上海人做生活规矩、巴结，又不笨，谁也没有我们上海人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大，凭什么该住这么挤？不过，这些话，上海人也只是私下里嘀咕，并不公开说出来。上海人似乎根本无意于和别人争个是非高低，辩个你死我活。外地人对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贬也好，上海人都不会在乎。最后落了下风的，还是外地人。
于是外地人就更加想不通 他们实在想不通上海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社区优越感。一个有钱有势有文化的上海人，固然会看不起没钱没势没文化的外地人（这好理解），而一个没钱没势没文化的上海人，也居然会看不起有钱有势有文化的外地人（尽管势利的上海人在表面上也会作尊重状），而且其理由又仅仅只不过因为他是上海人。他们究竟有什么本钱可以看不起一切外地人 又有什么本钱可以对外地人的讽刺嘲笑无动于衷
这正是外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我们着力要弄清的问题。
”
前面说得挺好，最后有点东西，作为上海人的我来分析一下。这种社区优越感其实来自于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就像文中说了半天的内容一样，大上海样样都有什么没有，形形色色什么世面没见过。49年以前，上海人是“逃”到香港去的；“锁国”以后，其他所有城市加起来的也没上海之丰富。80、90年代，国门打开，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大家都是灰头土脸，但至少百乐门以前是什么样子，上海人没去过也听说过。21世纪，跑到香港一看，也就如此而已，久负盛名的维港就是尺寸比外滩大点，要说夜景也就兴许还有不如。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优越感几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深究原因，不是因为上海长时间（几乎一个世纪多）如何优越，而是全国长时间如何落后形成的巨大反差。习惯了上海城市生活的上海人，的确很难（或者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适应一个不怎么习惯的生活（比如，习惯了遍布24小时便利店的我，就无法适应晚10点以后就鲜有购物场所的无锡一样），所以就更容易产生这种“哪里好，都没有上海好”这样的想法。
对于我这样自认为接受过正统高等教育，而没有狭隘的“外地人”观念的人来说，这种广域的地方优越感思想也是根深而蒂固的话，那么这个城市普遍拥有这种情结甚至是狭隘的蔑外优越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海滩很开阔。
开阔的上海滩有着非凡的气派。
的确，上海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好最气派的城市之一，或者说，是中国最“像”城市的城市。
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在全国许多地方，差不多都有所谓“小上海”。这种称号无疑是一种“桂冠”，只能加冕于那些比较富庶、新潮、文明的城镇、街道和社区头上，就像当年把上海称为“小苏州”一样。不过，“小苏州”好像只有上海一家，“小上海”却遍布全国，到处都是。今日之上海，毕竟比当年的苏州，要风光得多。
然而，“小上海”毕竟不是“大上海”。领略了“小上海”种种好处的外地人，便都向往着能够亲自到上海去看一看。很多年来，能够被领导派到上海去办一点公事，差不多一直被视为一次“美差”。在物质匿乏、供应极差的那些年代，就更是如此。即便是现在，对于从未去过上海的人来说，上海无论如何也仍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尽管当真去了以后，也许有的人会失望。
但，失望归失望，向往归向往。没去过上海的人，还是想去一去，尤其是那些比较“老派”的人。在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海总是代表着优秀和先进，代表着最正宗的现代工业文明，代表着这个文明“雅致的时代”。这是他们从“上海货”那里最直观地获得的感受和结论，比什么书面的说教都更靠得住。的确，在那个物质匾乏的年代，我们生活中差不多每一点小小的改善都是上海和上海货赋予的。那时，能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或一架蝴蝶牌缝纫机，是很能让人羡慕不已的；请别人吃一块上海奶油蛋糕或大白兔奶糖，也比现在请吃生猛海鲜还有面子。这不仅因为东西稀罕，还因为东西好；也不仅是质量好，经久耐用，还因为它们都很精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和情调，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雅致。更何况上海又是多么大 在他们看来，真正所谓“现代国际大都市”，首屈一指的还是上海，尽管这几年深圳的风头颇健。不过，新型的深圳怎么比得上老到的上海？上海的商品也许比不上广州或深圳新潮，但质量，却让人放心得多，因为上海的基础要厚重得多。
上海，在全中国毕竟是深得人心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正如美国不能没有纽约，中国也不能没有上海。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龙头，而长江流域则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则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更加看重看好上海。这不仅因为上海的投资环境好，比方说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和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在长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养成了一整套适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文化准则等等，还因为上海能给他们以“家园之感”。对于许多外国人（不管是投资者还是观光客）来说，北京让他们感到神秘，而上海让他们感到亲切。（图十六）静安寺对面的万国公墓（现已迁走）里，埋葬着他们的先辈和同胞；而开在过去欧式老房子里的酒吧，又让他们想起百十年前的欧洲。上海，不论在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眼里，都是好地方。
外地人与上海人
在外地人的心目中，上海虽然“老嗲咯”，上海滩的名声却似乎不大好。
对于上海，人们习惯性地有两种说法。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好感时，便称它为“大上海”；而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不满时，则称它为“上海滩”。因为一提起“上海滩”，一般人马上想到的便是流氓、阿飞、小开、妓女、殖民者、暴发户、青红帮。人们形成这种概念，不知是因为上海滩原本就是这类人物的世界，还是影视传媒的着意渲染所使然？大约是兼而有之吧。
但不管怎么说，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却总归是事实。它被称为“十里洋场”（最早则被称为“十里夷场”）、“冒险家的乐园”，此外还有“东方魔都”、“千面女郎”、“洋场荡妇”、“鬼蜮世界”等必雅号”。以后又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对象。比起北京之被称为“帝都”、“京师”、“伟大的首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名声可是差远
人们对待北京和上海的态度也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情况又不同。他的亲朋好友会一齐来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积蓄，托他买这买那，一面又谆谆嘱咐，叫他小心谨慎，不要在那个“花花世界”迷失本性，上当受骗，吃了坏人的亏。去上海的人也会不虚此行。他会肩挑手提地带回许多在内地买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但质量好，样子新，而且价钱便宜，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让自己那个“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当然，他在带回对上海啧啧赞美的同时，也会带回对上海的种种不满和抱怨。
的确，外地人对上海的态度是复杂和矛盾的。几乎全中国人都公认北京好，但却只有苏州、无锡等少数几个地方的人才会说上海好。其他地方人虽然心里也承认上海好，却不大愿意公开说出来。或者即便认为上海好，也是有保留的。他们宁肯对上海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北京那样敬而亲之。要他们喜欢上海，就更难。许多从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毕业离沪时会这样说:“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上海，可没能留下来似乎还是有点遗憾。”同样，外地人虽然有点畏忌上海，但如果让他们到上海出差，则多半也会兴高采烈。总之，正如《上海:记忆与想象》一书编者马逢洋所说，上海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
上海很早就是众望所归。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便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盛赞上海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夺目之新世界”；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也发表署名田光的文章《上海之今昔感》，认为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因产业工人最多和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于后来出了个声名狼藉的祸国殃民小集团，又弄得有点灰头灰脸。党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英明决策后，上海再次成为众望所归。包括国内外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已越来越看好上海。他们认为，上海是最具有成为“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资质和条件的城市。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将刮目相看。
上海也很早就是众矢之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就一连发表四篇评论文章，力陈上海社会之丑恶、黑暗、肮脏（《独秀文存》）；傅斯年则说上海臭气熏天，竟以模仿妓女为能事（《致新潮社》）；后来周作人也说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上海气》）；钱钟书则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上海也能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猫》）。总之，在他们的眼里笔下，上海滩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为非作歹之地，而沈从文等人所谓“海派”，则谁都知道是一个恶溢和贬义词。熊月之在《海派散论》一文中曾透彻地分析过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义、阶级分析、西方文化价值受到怀疑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滩的名声便一直弄得不太好。
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上海人的名声也不太好。余秋雨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文化苦旅》）这话说得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
“上海人”这个称谓，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时简直就是诸如小气、精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毛病”的代名词。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议论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毛病极难相处时，就会有人总结性地发言说:“上海人嘛！”后面的话也就不言而喻，而听众也就释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这些毛病，没有反倒不正常。所以，如果一个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恋人是上海人，亲朋好友便会大惊小怪对他们的父母说:“他怎么找个上海人！”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某单位提拔干部，上面原本看中了某同志，但有人向组织部门反映，说“他是上海人呀！”结果该同志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忌讳和提防，由此可见一斑。
这当然并不公平，也不准确。事实上，上海人并不像外地人说的那么“坏”，那么让人“讨厌”。那些真正和上海人接触多、对上海人了解多的人，都会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很好相处的，只要你也按上海人那一套作派和法则来处世就行。我女儿到上海上大学，去之前心里也有点惴惴的（尽管我们事先也作了“正面宣传”），但半年后回来，便兴高采烈地说:“上海同学蛮好的呀！”当然“蛮好的”。上海人，本来就不坏。
但可惜，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并不太多。
事实上，对上海人的反感和讨厌，几乎可以说是长期性的和普遍性的。正如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国各地也都有对上海人的“微词”和关于上海人的“笑话”。在远离上海的贵州省施秉县（一个边远的小县城，那里有一条美丽的氵舞阳河可供漂流），旅行社的朋友一提起上海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笑话可说。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次漂流前，导游交待大家，如果有贵重物品，务必交给护航员，以免丢失。然而一个上海人却不肯。他把一叠钞票含在嘴里就下了水。结果，漂到半路，船翻了，上海人大喊救命。其实，漂流中翻船是在所难免和有惊无险的，甚至还能增加漂流的乐趣。因此，不少人还会故意把船弄翻，然后和护航员一起哈哈大笑。这个大喊救命的上海人当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只是他那一叠钞票，也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 显然，这个笑话并不“专属”上海人，它完全可能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人身上。但，不管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大家都觉得只有说是上海人，才特别“像”。
关于上海人的笑话真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比方说，“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脸”，或“上海的女人买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买大支的合算，还是买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个小品节目中，一个北方籍的妻子就这样数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总之，这类笑话特别多，特别离奇，讲起来也特别放肆，而别的什么地方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笑话的。比方说，我们就不大容易听到北京人的笑话。北京人也不是没有毛病，但北京人的毛病好像只可气，不可笑。别的地方人也一样。他们即便有笑话，流传的范围也有限，讲起来也有顾忌。似乎偌大一个中国，惟独上海人，是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别值得笑话的一群。
这些笑话中当然难免夸大不实之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面说那些“毛病”外，上海人让人讨厌的地方还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对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顾别人是否要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胜地，抢占景点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气的是，他们抢占了座位和景点后，还要呼朋引类（当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似乎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享受这些座位和景点。上海人之最让人讨厌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场合。
不过，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说上海话。
这似乎没有道理。上海人嘛，不说上海话说什么话？再说，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连北京也有。为什么别人说得，惟独上海人就说不得？未必上海话是全中国最难听的话不成？问题并不在于上海话本身，而在于上海人讲上海话时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的确，最让外地人讨厌的，就是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上海人凑在一起，他们便会旁若无人地大讲其上海话（而且往往嗓门还很大）。这时，被“晾”在一边的外地人，就会向他们投去反感厌恶的目光，至少也会大皱其眉头。可以肯定，当着外地人讲只有自己才懂的话，确实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凑在一起，也会讲他们的本地话，也会忘掉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人。为什么外地人这样做，就不会弓愧反感（至少不那么让人讨厌），而上海人这样做，就特别让人不能容忍。
原因也许就在“有意”与“无意”之别。
一般地说，外地人都不大会说普通话。其中，水平最差的是广东人。一个广东地方干部陪同外地干部到城郊参观，兴高采烈地说:“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结果外地同志听成了“坐在床头看娇妻”，一个个掩嘴窃笑。因此有句俗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讲普通话的那种别扭，不但他自己讲得费劲，别人听得也难受。有个笑话是讽刺广东人讲官话的。那笑话说，一个广东人到北京的餐馆吃饭，问:“小姐，水饺多少钱一碗？”结果服务员听成了“睡觉多少钱一晚”，便愤怒地骂了一声“流氓”。没想到这个广东人的普通话水平实在太差，竟高兴地说:“六毛？两碗啦！”此外，四川人讲普通话也比较困难，自然能不讲，就不讲。其他地方人，讲不好或讲不来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们讲方言或不讲普通话，就可以原谅。再说，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等等都不算太难懂，而广东人无论说“官话”（普通话）还是说“白话”（广州话）反正都一样难听，也就无所谓。
上海人就不一样。他们语言能力都比较强（上海的英语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城市，就是证明），除浦东土著外，差不多个个都会说普通话。即便说得不太标准，也决不会像广东人说官话那么难听，甚至可能还别有韵味。有此能力的还有厦门人，也是个个都会说国语。会说而不说，当然是“故意”的（闽南人语言能力又较上海人为低，则故意程度也略低）。何况，上海话和闽南话（厦门方言）又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当着外地人讲这种谁也不懂的“鬼话”、“鸟语”，不是存心不让人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是什么？
为什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因为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会比他们在上海还更爱讲上海话。在上海，他们反倒有时是爱讲讲普通话的，因为那是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但到了外地，尤其是五湖四海云集、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如火车上或旅游区），他们就一定要讲上海话。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当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别的外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引为同类”，当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个上海人开了头，其他上海人便会立即响应，兴奋而热烈地大讲其上海话。这种心态，老实说，已成为上海人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来，这就是“故意的”。你们上海人不是很“文雅” 不是很“秀气” 不是连吃东西，都只吃“一眼眼” 怎么说起上海话来，就一点也不“文雅”，一点也不“秀气”，不只说“一眼眼”就拉倒 还不是为了向世界向别人宣布你们是“上海人”！
的确，上海人在内心深处，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起码也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1998年，我在上海博物馆参观赵无极画展，中午出去吃饭，依例要在手上绑一根纸条。对过小卖部的店员一见大为惊诧，问其所以，我如实相告说这样就能证明我是中途外出，再进门时就不用买票云云。于是这位女店员便回过头去用上海话对店里的人大发议论，无非说外地人到上海真是可怜，上海人如此欺负外地人也太不像话。其实，只要是中途外出，不论外地人还是上海人，一样咯统统都要扎纸条的。上海博物馆并无歧视外地人之意，这位店员的议论也未免有点无的放矢。但即便在这种对外地人最善意友好的态度中，我们仍不难体味到上海人不经意流露出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 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
它往往意味着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拎不清、搞七甘三、脱藤落攀等等含义。比方说，上海人一般都会挤公共汽车（他们挤惯了），有一整套动作程序和坐站规矩。外地人当然不懂这些，上车之后，难免横七竖八、磕磕绊绊。这时，上海人往往就会嘟囔一句:“外地人。”这句嘟囔，就带有鄙夷的味道。上海人文明，一般不会骂“他妈的”，则这时的“外地厂，也就相当于“他妈的” 所以，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嘴里的“外地人”，就是骂人的话，至少也表现了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不满。
用“外地人”这个词来“骂人”（其实不过是不大看得起罢了），这在全国可是绝无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当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说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种事实，不带情感色彩，也不带价值判断，顶多有远近亲疏之别罢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疏远外地人，却一般不会鄙视外地人。即便鄙视，也只是鄙视某些外地人（比如武汉人之鄙视河南人），不会鄙视“一切”外地人，更不会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儿或冤大头，看作不可与言的“低等华人”。
在这一点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和广州人。
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所以，北京人一旦长期离开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么优越感，反倒会因为他们的豪爽大度，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广州人同样也不大使用“外地人”的概念，而往往称他们为“北方人”或“内地人”。其使用范围，包括“五岭”以北的所有地区，当然也包括上海与北京。显然，这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其次是一个文化概念。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广州人显然是不会把他们的广东老乡也纳入其范围之中的。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文化的认同，而非等级的高卑。更何况，称外地人为“内地人”，岂非自认“边鄙”？可见，这一概念，并无文化歧视的意味在内，甚至多少还有点自惭形秽。只不过，这些年来，广东较之内地，大大地富起来 于是，广东人嘴里的“内地人”或“北方人”，就多少有些相当于“穷人”的意思。总之，广州人或广东人的“靓”，主要是经济上的优越感，也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
北京人有政治优势，广东人有经济实力，他们当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摆谱”，牛气一下。那么，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 没有。
其实，这也是外地人最不服气的地方:你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嘛！是官比我大，还是钱比我多？你们的“本钱”，也就是你们自以为得计的所谓“聪明”或“精明”。然而，那又是多么可笑的聪明和精明 无非是会套裁裤子节约布料，或者是会选择路线节约车钱，而且是公共汽车钱！这几个小钱，我少抽两包“红塔山”就省下 当然，上海人也特别会挤公共汽车（那也是上海人嘟囔外地人次数最多的地方），会在公共汽车站设立“站队”和“坐队”。可我们那里公共汽车根本就不挤，随随便便上车就有座，的士也招手即来，还不贵，到底谁优越来着？
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和“财大气粗”的广东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他们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k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人（当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竟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人”。
更何况，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蔑视，几乎是普遍性和不加区别的。比方说，一个上海人要对另一个上海人的“不懂经”、“拎勿清”或“不识相”表示愤怒和不可理解，便会怒斥或质问:“侬外地人呀？”似乎只要是外地人，不管他是什么地方的，都一样低能。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这种“一视同仁”，就特别容易激起那些也有自己优越感的某些外地人的勃然大怒。
于是，上海人就在无意之中把自己和所有的外地人都对立起来 这就简直无异于“自绝于人民”，当然会犯了“众怒”。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之对广东人。广东人虽然也有“排外”的恶评，但广东人与外地人交流，毕竟确有语言的障碍，况且广东人虽“排外”，却不“蔑外”，而上海人岂止是“蔑外”，有的时候，简直是把外地人当作了麻风病人。否则，为什么要用上海话把自己和外地人“隔离”开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和不满，而这些反感和不满久而久之便成了“积怨”。终于有一天，积怨爆发 几乎在一夜之间，舞台和荧屏上那些斤斤计较、小里小气、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青一色地操起了一口上海普通话。向以嘲笑“外地人”为能事的上海人，终于成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对象；而历来用于体现上海人社区优越性的上海话，则成了嘲笑讽刺上海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然而上海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他们似乎并未勃然大怒，群起而攻之，就像当年扬州人攻击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一样。当然，对于外地人的种种非难，上海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你们只知道说上海人精明、小气，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上海人住得有多挤？一家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马桶旁边要吃饭的，不精明不小气怎么办？我们上海人做生活规矩、巴结，又不笨，谁也没有我们上海人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大，凭什么该住这么挤？不过，这些话，上海人也只是私下里嘀咕，并不公开说出来。上海人似乎根本无意于和别人争个是非高低，辩个你死我活。外地人对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贬也好，上海人都不会在乎。最后落了下风的，还是外地人。
于是外地人就更加想不通 他们实在想不通上海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社区优越感。一个有钱有势有文化的上海人，固然会看不起没钱没势没文化的外地人（这好理解），而一个没钱没势没文化的上海人，也居然会看不起有钱有势有文化的外地人（尽管势利的上海人在表面上也会作尊重状），而且其理由又仅仅只不过因为他是上海人。他们究竟有什么本钱可以看不起一切外地人 又有什么本钱可以对外地人的讽刺嘲笑无动于衷
这正是外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我们着力要弄清的问题。
”
前面说得挺好，最后有点东西，作为上海人的我来分析一下。这种社区优越感其实来自于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就像文中说了半天的内容一样，大上海样样都有什么没有，形形色色什么世面没见过。49年以前，上海人是“逃”到香港去的；“锁国”以后，其他所有城市加起来的也没上海之丰富。80、90年代，国门打开，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大家都是灰头土脸，但至少百乐门以前是什么样子，上海人没去过也听说过。21世纪，跑到香港一看，也就如此而已，久负盛名的维港就是尺寸比外滩大点，要说夜景也就兴许还有不如。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优越感几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深究原因，不是因为上海长时间（几乎一个世纪多）如何优越，而是全国长时间如何落后形成的巨大反差。习惯了上海城市生活的上海人，的确很难（或者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适应一个不怎么习惯的生活（比如，习惯了遍布24小时便利店的我，就无法适应晚10点以后就鲜有购物场所的无锡一样），所以就更容易产生这种“哪里好，都没有上海好”这样的想法。
对于我这样自认为接受过正统高等教育，而没有狭隘的“外地人”观念的人来说，这种广域的地方优越感思想也是根深而蒂固的话，那么这个城市普遍拥有这种情结甚至是狭隘的蔑外优越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9 拾陆总结
F-16C USAF THUNDERBIRDS DEMONSTRATION TEAM
历时一年多（估计得有2年了吧……），终于完成。大体上经过了一段非常痛苦的制作周期，其中的辛酸只有个人知晓，不提也罢。好在最终的效果大大出乎我的所料，本想草草收工的我，最后还是花了心血来做。呵呵，如果想要经营，还是好好经营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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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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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我的2009
一眨眼，2009又要过去了。浑浑噩噩的，全然没有一个奔三的样子。
年初错过了一次买房的良机，不然少说可以赚个7、80万……我果然是个没有经济头脑的人。
年中比较作孽的做了一次“饭票·司机”，呵呵，不提也罢。
之后做了短暂的一段时间“语音服务热线”。不过我真吃不消钻牛角尖而嘴巴老的人。
年终做了一次职业上的抉择，目前看起来还算正确。起码离满足日本自由行的条件更近了一步。
个人消费上……几乎全败了各式各样的“宅物”，正经衣物倒是没有添置过一件，有点不可理喻的意思，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模型制作上，全年完成3台飞机and that's all……
展望一下来年，
希望再去一次（或者两次？）日本，也希望陪伴父母一起去，毕竟他们活了那么大的年纪，不出去走走看看，终究会变成遗憾，做子女不能这么没有良心，攒钱……
购置一堆衣物、包包，我不是女人，没有满脑子虚荣心的需求，但是也不想走出去被狗眼看人低，攒钱……
完成一堆模型，如果你不能在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只能自求满足了……
把手头的工作做做好，赚更多的钱
找个合适的女人，也差不多是时候了
找个合适的时机买个房，30了和爹妈住一起（不是爹妈和我住一起），没出息
年初错过了一次买房的良机，不然少说可以赚个7、80万……我果然是个没有经济头脑的人。
年中比较作孽的做了一次“饭票·司机”，呵呵，不提也罢。
之后做了短暂的一段时间“语音服务热线”。不过我真吃不消钻牛角尖而嘴巴老的人。
年终做了一次职业上的抉择，目前看起来还算正确。起码离满足日本自由行的条件更近了一步。
个人消费上……几乎全败了各式各样的“宅物”，正经衣物倒是没有添置过一件，有点不可理喻的意思，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模型制作上，全年完成3台飞机and that's all……
展望一下来年，
希望再去一次（或者两次？）日本，也希望陪伴父母一起去，毕竟他们活了那么大的年纪，不出去走走看看，终究会变成遗憾，做子女不能这么没有良心，攒钱……
购置一堆衣物、包包，我不是女人，没有满脑子虚荣心的需求，但是也不想走出去被狗眼看人低，攒钱……
完成一堆模型，如果你不能在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只能自求满足了……
把手头的工作做做好，赚更多的钱
找个合适的女人，也差不多是时候了
找个合适的时机买个房，30了和爹妈住一起（不是爹妈和我住一起），没出息
F-16C Blk30/32/52 ~续II
续I写于09年6月8日，这续II竟然又拖了半个多年……惭愧……
“雷鸟”涂装之所以讨厌，是因为大量的大块的水贴应用，要配合不同曲面，在未开工前的那种雄心勃勃现在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恐怕只有“完工”这样简单的想法而已。
GSI的雷鸟蓝和T社的水贴之间的色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大体就是水贴“蓝”，涂料“紫”。红色表达上，两者也有细微的区别，水贴更深一点。总之，色差无处不在，只是明显度有别罢了。
另外就是大块水贴即便罩光漆喷了数层之后，边缘还是很容易被遮盖胶带扯下来。原因大概是因为水贴没有彻底服帖于模型表面，内部存在气泡，导致的背胶失效。总之，这个涂装做下来的最大体会就是——别跟我再提大块水贴！（真不知道那些“痛机”、“痛车”会疯狂到什么地步）
飞行员的制作上，各种管线的添加是最简单但有效的改造方式之一。当然姿态的选择、调整也能给最后的整体效果添彩不少。另外，在1/48这个比例下，色彩的运用，边界的勾线也要相应的做到略微夸张。有些颜色要较实物变浅，有些颜色要变深，其中不少奥妙，只有多做才能体会。总的来说，这个机师的制作上色，明显顺畅于前一个，效果也更好一些。
总量完成大致85%的样子。
待续
“雷鸟”涂装之所以讨厌，是因为大量的大块的水贴应用，要配合不同曲面，在未开工前的那种雄心勃勃现在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恐怕只有“完工”这样简单的想法而已。
GSI的雷鸟蓝和T社的水贴之间的色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大体就是水贴“蓝”，涂料“紫”。红色表达上，两者也有细微的区别，水贴更深一点。总之，色差无处不在，只是明显度有别罢了。
另外就是大块水贴即便罩光漆喷了数层之后，边缘还是很容易被遮盖胶带扯下来。原因大概是因为水贴没有彻底服帖于模型表面，内部存在气泡，导致的背胶失效。总之，这个涂装做下来的最大体会就是——别跟我再提大块水贴！（真不知道那些“痛机”、“痛车”会疯狂到什么地步）
飞行员的制作上，各种管线的添加是最简单但有效的改造方式之一。当然姿态的选择、调整也能给最后的整体效果添彩不少。另外，在1/48这个比例下，色彩的运用，边界的勾线也要相应的做到略微夸张。有些颜色要较实物变浅，有些颜色要变深，其中不少奥妙，只有多做才能体会。总的来说，这个机师的制作上色，明显顺畅于前一个，效果也更好一些。
总量完成大致85%的样子。
待续
sO bE iT
Don't want to explain too much, just changed cell number.
Life really sucks!!
So be it!!!!
Life really sucks!!
So be it!!!!
很久了……
很久没更新，以至于有人质问我说你还写不写了。
写！
说起来这一个月，呵呵，平淡中略有精彩……首先是耳机快煲开了，威力暂时显现了8成，当然耳放可能还不是很适合，所以再打个8折，所以现在听到6成功力的K701已经很养耳了。最近拿它打MW2中，很爽～
工作上有个不错机会，貌似被自己浪费了……呵呵。不过谁知道将来呢……
生活上么，被好些人说你点什么，就知道点点点，婆婆妈妈，不爽气。可是，这就是我，怎么办呢……
模型也放下好久了，貌似应该是时候接着做了，一个夏休也基本够了。等台服80以后，接着模型吧……
哦，还有。10月里，第一次撞车了，追尾。前车皮毛伤，好吧，根本就没伤，我的车修掉3500……明年保险不知道会不会贵一点？希望是不要。
恩，差不多就这些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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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说起来这一个月，呵呵，平淡中略有精彩……首先是耳机快煲开了，威力暂时显现了8成，当然耳放可能还不是很适合，所以再打个8折，所以现在听到6成功力的K701已经很养耳了。最近拿它打MW2中，很爽～
工作上有个不错机会，貌似被自己浪费了……呵呵。不过谁知道将来呢……
生活上么，被好些人说你点什么，就知道点点点，婆婆妈妈，不爽气。可是，这就是我，怎么办呢……
模型也放下好久了，貌似应该是时候接着做了，一个夏休也基本够了。等台服80以后，接着模型吧……
哦，还有。10月里，第一次撞车了，追尾。前车皮毛伤，好吧，根本就没伤，我的车修掉3500……明年保险不知道会不会贵一点？希望是不要。
恩，差不多就这些了，以上
